唐代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了郑虔的诗、书、画三绝，这好像是书画领域除了“聖”之外，封赠最早最高的称誉了。像苏轼这样在诗、书、画都有无上造诣的人，也没听说有称其为三绝的。只有后来的郑板桥被民间和官史称作三绝。所谓三绝，顾名思义这三项都齐整地达到巅峰。因此很难，也就少有人被称誉了。

　　近现代潘天寿先生大概也觉其难，于是有了一种新说法，他说：“艺术不必三绝，而须四全”，说明白些，就是三绝非常不容易，不如全面发展，在诗、书、画、印都有所涉足就好了。这种知难而退求其次的想法，固然于教育的现实是不无可行的面对，实际上是明智的认识。因为术业各有门径，浅尝或可博涉，而欲达深处则非专攻不可。

　　对当代人说，诗是最难攻克的，其难在诗人的产生，必求个人的特质，滋养于某种环境，才有成长的可能。而今诗的环境无存，所有人的文字或语言都清一律地自觉要求简明清晰，偶有诗意的话语一定会被误解为滑稽与作秀。而不甘寂寞挣扎的一些诗作发表，自无可能与先贤比肩，因为当代的近体诗已普遍退化成概念的表述，而不是细腻的思绪倾吐了。这当然是一种较悲观的说法。若乐观些看，诗的土壤尚未贫瘠，许多老年人还把它当作特健药，既舒情散怀，又可消磨时光。如果要让近体诗重建辉煌，也许不再，但泱泱大国不时出几个好的诗人，还是可以期待的。像聂绀弩就是榜样，他的诗从通俗的打油诗中来。口语而严格律，对仗极其工稳，炼句打磨可谓千锤百炼。虽诗作大多成于劳教之地，但充满了幽默的意味，人称“老瓶装新酒”诚然。聂氏的创作告诉晚辈一件事，诗作若与先贤比肩必须要有新意，不拟古、不复古，遣词造句要与时俱进，道先人所未道。

　　但诗毕竟属于文学范畴，与书画印所属的平面造型很不相类。但先贤实践在前，能者多能，有些事只要有心努力，也不是不能成的。此外，诗有程度深浅之分，当创作者分不清自家水平的高下时，最好的方法是藏拙，不必急于发表，古人有“未定稿”之说，留着反复修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　　书、画、印三者都是技术性很强的艺术形式，同时，也是入门容易，深入艰难的门类。一般说有老师引领，则少走弯路，但书与印的入门，无非临摹一项，所以无师自学是完全可行的。事实上，许多有成就的刻印家都是从自学入门的。抓石落刀刻印，没有规定的格式，怎么弄都是可以的。人们对篆刻有个普遍的误解，以为其关键在用刀之法和字的排列之法上，其实篆刻的命门在篆字的字形和线形，因为字形和线形变化多端也变化微妙，其蕴涵的审美信息自然最为丰富。篆刻家正是利用字形和线形来建立自己的风格和审美主张。只有从字形和线形切入，才有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篆刻人或鉴赏者和明白人。

　　书法的技法要比篆刻复杂许多，因为它在字形之外，增加了字势，而势是主行气和韵律节奏的，只有字形和字势两者兼顾，才能体会书法的神采。书法的要点在于通过长年的用功，把握形与势的各种对比关系，进而整合形与势来建立自家的书法风格。此中关键处在于所建立的个人风格要与个人的性情、人格、学识相谐调，否则既难深入地抒情达意，自然也就丧失了人与艺相关联的魅力。书与印在建立自家风格面目上的目标是一致的，而书法实施起来虽更复杂，但可行性明确。而篆刻所依赖的只是篆字的字形和线形，其微妙处既隐晦也不易把握。所以篆刻要建立个人风格也同样有高的难度，君不见，数百年的流派印章史，有目共睹的大师高手总共也不过六、七人而已。有时翻阅前人印谱，不禁感慨，一艺之成，白了少年头不算，还要淘沙见金，时光的面孔冷酷极了！

　　最后说画，画是有天才的，这个天才用术语叫做造型能力。造型能力，有人生而就会，有人要学而才会。而书与印则没有生而就会的，书与印也有天才，但这天才要经过不下几年的苦练基本功后，才渐渐被自己或他人发现的。有天才者不要太自负，因为进入艺术殿堂，要走到高层，其多半靠学养，其小半才靠能力。怎么说？有造型能力并不等于就能创造个人风格。而个人风格的形成，要靠百炼不折的用功，见多识广的审时度势，聪明灵动的创造冲动，好似三者不能或缺。

　　绘画是一门单独的艺术形式，它可以求与其他艺术的协助，也可独立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但自从传统绘画进入宋元之后的文人画时代，书法与之相处日密，互为影响的结果，就是笔墨概念的形成。笔墨的“笔”其实就是书法用笔的代称。如今书与画已基本隔行，笔墨的概念不再盛行。但偶见一些书法家涉足于画，笔墨似又神奇地恢复。总之，书与画相谐相合不失为一条坦途。如果我们回顾前辈大师，特别是近现代的齐、黄、张、潘等人，个个都是书道高手，他们的绘画成就，谁人否认不来自书法的滋养？

　　不管诗、书、画、印原是不是一家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厘清，但作为传统书画艺术的一环，既不必昭求人共趋之，也不必彰示其高尚，存在的，自有其存在的价值。